五一勞動節,一早起來,讀了兩篇與教育有關的微文,心里涌動著一股暖暖的敬意。
這兩篇微文的第一篇講了一個哈佛博士畢業、后在美國三所名校任教的海歸學人回清華經管學院做院長,十年來改革課程,重構中國較好學府的課程與課堂。
另一篇講了一個本科畢業于耶魯的中國學霸,放棄各種名利誘惑、毅然決然地回湖南鄉下當村官,一干就是三年,與村民們同甘共苦,還創建了關注中國鄉村發展的“黑土麥田”的公益組織。
讀罷他們的故事,心里有著一種很大的“震撼”。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來,也許較大的成果并不僅僅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及物質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精神、文化與教育領域,涌現出一批批勇于創新奉獻的“開拓者”。
一個在美國有著較好學術環境及資源的學者,回國后將一所“較功利的經管學院”變成了一所“博雅人文課程為核心”的“較不功利”的學府。他自己十年來,沒申請過任何科研基金、沒帶過一個博士生,沒出過一本他自己專業領域經濟學方面的書,全幅精力投入到教改中。作為與錢院長有類似經歷的“讀書人”,能感受體驗到這種放棄學術專業的“痛苦”。但一個好“書生”,個人的“專業學術”與下功夫去打造一個能讓更多學生經歷和“享受”真正的好課程好課堂的教育環境相比,后者可能是更有意義及價值。
同樣,華爾街或中外某一個大公司可能少了一個聰明能干的投資銀行家或主管,耶魯畢業的中國小伙子,在農村作扶貧、修水利、建養老院、開發可持續的綠色農業項目,這些能改變中國較貧窮落后地區的自然及社會生態。他們用他們在世界上較好學校所學的知識、用他們一生積淀的學術素養及能力,沉下心來、蹲下身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使我們的生活、環境與社會變得更好。
他們也使我憶及民國時從哈佛、哥倫比亞等著名學府歸國辦教育的陶行知、晏陽初等民國大師們,他們在曉莊、正定等地辦鄉村教育,也有蔡元培、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大師們辦北大、辦清華、辦南開,中國的近現代教育,都是舊時代的“叛逆者”及新時代的“弄潮兒”開拓奠基的。
真正的好學校,是“真改造人”的,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北大清華南開,不少較優秀的畢業生,回歸社會、去底層與普通民眾共事相處、教書育人,代代循環。好的教育,是要“養人育人”和“改變人”,是讓讀書做事的初心,由“功利”變為“不功利”。
也許,我們教育的轉型,要有更大的眼界與格局,傳統意義上的“名校情結”不應是我們教育人所追尋的辦學目標,教育中一直揮之不去的功利心與“精英意識”,要逐漸被這些名校所培養的具有“平民氣質”、無功利心的優秀學生所“消解”,好學校是要培養能不斷尋求自己的人生意義(meaning)、設定自己的人生目的(purpose)、并創造出自己的人生價值(value)的大寫的人。
寫到此處,就想起了西外國際高中的“筑夢社團”,這個由幾十個西外高生中參與的社團,連續幾年暑假,去云貴高原的貧困山區學校支教并幫建“小圖書館”,這些西外的孩子們,平時自己想方設法地通過義賣募捐等各種方式籌款、設計、制作各種書架書桌、采購書籍,去到當地后,粉墻刷地、自己動手,為當地孩子建起學校的“書房”。堅持了五年的西外“小蜜蜂”公益活動,也使廣西大山深處的孩子們,每年春天能來西外“游學”。西外初高中的大行走課程,都有去當地留守兒童學校的支教分享的活動安排。西外學生在內蒙植樹、敬老院及特殊學校的共建交流,教師們去邊遠山區支教作志愿者·······
這些都是一所學校教育所應堅守堅持的較寶貴的東西。也許,在常人眼中的“不功利“,長遠來看,對學校師生的人格發展,對社會和世界的和諧進步,卻是有著較實實在在的“功利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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